猎巫文化是什么，猎巫事件

《凯列班与女巫》，一部厚重而深刻的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学术著作，并不是一本容易读懂的书。然而，这本书是现代社会为资本工作的男男女女“认识自己”的历史和哲学指南。本书回答的最重要的问题是，为什么在15世纪到18世纪的300年间，有数十万“女巫”被处决。为什么这场针对妇女的战争与资本主义的兴起同时发生？

文本总是线性排列的，但好的写作总是以非线性的方式呈现给读者。在本书中，费代里奇充分利用相关史料和研究成果，从多视角、多线索出发，在充满矛盾和冲突的人际关系网格中呈现了一个立体的历史故事。这场历史性的运动可以追溯到数百年前，继续反映着当今女性面临的深刻挑战。

本文摘自《新京报书评周刊》10月27日特刊，第《聆听猎巫的回声》号，B06-B07。

B01《主题》聆听猎巫的声音

B02-B03“话题”Sylvia Federici 女性观看“过渡时期”

B04-B05“主题”西尔维娅·费德里奇访谈不改变整个社会就不可能改善妇女的处境

B06-B07“主题”猎巫，击败具有世界历史重要性的妇女

B08《文学》《江南市镇的早期城市化》 城镇化是一个长期现象

作者| 杨巧玉

（南京大学哲学部副教授）

“猎巫”主题冲击文化视野

“政治迫害”是西方历史中隐藏的一部分，长期以来被主流文本所遗忘，但最近却成为文化话语中的一个重要术语。 《猎巫行动》以散文形式重述了发生在美国“新世界”的“塞勒姆猎巫事件”，并具体地将恐怖描述为色彩、触觉和触觉的感官体验。声音。它是潜伏在亲戚、邻居、人与人之间的“恐怖主义”的象征。与此同时，日本西南部深山羌族村流传的“毒猫”传说，也以“猎巫”的形式传入日本。当地的原始部落，经过广泛的实地考察和文献研究。台湾历史人类学家王明科30年来的研究正在拓展我们的视野，正在形成解释现代社会及其文明的人类学新的普遍模式。

“政治迫害”的存在是文化和人类的必然吗？或者这只是人类历史上的巧合？如果我们回顾这段历史，是否意味着一种文学体验？还是人类学谱系探索和形式考古学？意大利女权主义哲学家和历史学家西尔维娅·费德里奇的代表作《凯列班与女巫》是最近出版的《政治迫害系列》中最重要的书籍之一，它为上述问题提供了明确的答案，消除了长期以来围绕的模糊性。 “女巫”问题。特色是“狩猎”。

《凯列班与女巫》，（意大利文）Silvia Federici着，后浪龚彦译丨上海三联书店，2023年4月版。

在《凯列班与女巫》这本书中，上述讨论中出现了“体验”和“原创”两个关键词。

这里的“体验”并不是指文字所带来的具体的感官体验，而是在中世纪所谓从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的“过渡时期”，男人和女人的身体是劳动和反抗的身体。在体内扮演着这两种角色。他们如何被区分和规范为（男性）和（女性）劳动力的生产者/再生产者，前者成为可以用时间和卡路里衡量的抽象机械劳动力，后者成为家庭工人。力量。隐藏在边境背后的那些看不见的“非劳动者”，从事着最艰苦、最卑微的养育和照顾生命的工作。政治迫害期间男女所经历的身体经历，是当今勇敢参与职场的农民工和经常陷入养育孩子焦虑的老年母亲的“原型”。

这里的“原始”一词并不是指原始部落，而是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概念的重新解释。 “猎巫”不是落后封建制度的残余，而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建立的前提和基础。在马克思的经典理论中，圈地和殖民构成了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历史过程，积累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兴起所必需的大量资本和劳动力。但费代里奇认为，马克思的原始积累理论忽视了15世纪至18世纪欧洲和美洲发生的“政治迫害”，也忽视了劳动更为隐蔽的剥削本质。因此，我提出：它是不完整的。男性作为家庭工人和女性作为家庭主人的国内性别分工，以及欧洲土著工人和殖民地奴隶之间的国际分工，最终导致了资本的复杂策略。

安第斯妇女被迫在奴隶工厂和为国际市场生产的制造工厂工作。费利佩·瓜曼·波马·德·阿亚拉(Felipe Guaman Poma de Ayala) 所画的风景画。

有偿工资劳动的背后，隐藏着对殖民地人民无形的奴役和压迫，也掩盖了对妇女家务劳动的无偿侵占。殖民地提供的原材料、廉价食品和生活必需品，以及家庭提供的劳动产品的再生产，在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分析中，都是大自然的“礼物”，或者说是工人的价格。 ' 的生存手段。仅被视为社会和历史的决定因素费德利·奇重构的“原始积累”理论将表明，所谓的“妇女问题”就像殖民掠夺一样，是一个基于暴力的阶级等级问题。

而且，看似“原始”的历史并不只存在于前资本主义时代或原始部落，而且也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存在的根本结构。如今，新一轮新自由主义原始积累席卷全球，拉美、非洲、印度等地仍在上演新的“政治迫害”。当个人、家庭、社区和社会遭遇各个层面的外部和内部危机时，世界各地的妇女仍然会在日常生活中遭遇厌恶、恐惧、仇恨、暴力，甚至狩猎。后现代女权主义所描述的父权制，没有能够超越历史的话语形式，已经被资本主义剥夺，被“理性”改造，没有资本主义所必需的内在默契结构。

“原始积累”将女性限制在再生产劳动中

恩格斯曾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年间对女性做出过重要的历史判断：“推翻母系社会对于女性来说是一个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失败。”现代人类学的进一步探索得出了“母系社会”已经成为“母系社会”的结论。一个有争议的话题，揭示了它的真实存在及其在历史上的地位。在本书中，费代里奇从现代女性的社会处境出发，提出了新的历史判断：“政治迫害”是女性经历的历史挫折。针对妇女的战争中前所未有的大规模暴力，剥夺了妇女曾经拥有的公共权力以及在社会再生产领域（土地、身体和再生产）的自主权。妇女在社会中的从属地位深深地刻在社会经济和意识形态结构中。

费德里奇在她的文章开头说道：“在书写‘向资本主义过渡’中的妇女和再生产的历史时，我们必须从欧洲中世纪无产阶级（小农、工匠、日工）反对各种形式的斗争开始。”必须这样做，”他说。因为封建势力开始了。 “ 为什么一定要”？为什么反封建斗争是书写现代女性史和“政治迫害”史的必要起点？当你通读整本书，然后回到开头时，这个问题的答案就很清楚了。变得。这与大卫·哈维在阅读马克思《资本论》 的前三章时给出的建议相同。这很可能是由两个文本所面对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的社会历史复杂性或辩证性质决定的。

电影《女巫》 (2015) 的静态图像。

在中世纪，男人和女人在土地上并肩劳动。尽管生产和再生产之间没有社会区别，但土地责任之间却有明显的区别。每天都会发生各种形式的抵制使用和征税的情况。责任。主流史学将这一时期描述为“黑暗的中世纪”，这是一段悲惨的过去，农奴被直接束缚在土地上，遭受领主的奴役和压迫。

然而，费德里希的历史叙述表明，农民在完成对封建领主的劳动服务后，在获得的土地和“公地”上从事其生存资料的自给生产。 （开放森林、湖泊、草地等自然资源）等农民为自己和家人完成生产和再生产。妇女直接参与土地劳动，与其他妇女在公共土地上组成群体，并合作从事现在所谓的“家务劳动”（洗涤、收集、烘干、饲养牲畜、准备饭菜）。她们定期举行会议和节日。庆祝活动。

尽管男女之间存在不平等，但妇女并不直接依赖于丈夫，并与男子分享土地所有权。女性劳动的价值并没有减少，女性力量在社会上有强大的物质支撑。在中世纪的农田和公地，女性既是男性不可或缺的合作者，也是男性的抵抗者。在漫长的封建时期，农奴在领主的土地上劳作的时间、缴纳的实物税以及习惯法规定的义务都是看得见的剥削形式，农奴与领主的斗争也是非常有形的。是以日常方式开发的。努力工作，推迟农耕季节，伪装优质产品，发明新“传统”，逃离农场逃税。

“货币化”改变了封建农奴世界的构成，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年构建的资本逻辑，一切都是从商品和货币开始的。货币转化为资本的底层逻辑，源于货币作为支付手段榨取债权人和债务人，而大量囤积贵金属作为国家货币，增强国家实力，货币本身不再是一种货币。价值尺度或流通手段，而是权力关系的基础。劳动力和税收的货币化使农奴无法清楚地看到剥削的界限，在债役劳动下，许多农民因收成不好或税收增加而失去了抵押的土地。货币化作为第一推动力造就了欧洲大陆第一个“无产阶级”。他们非常“自由”，只能出卖自己的劳动力。通过货币化的过程，女性成为城市无产阶级的一员，进入城市从事各种低工资的苦力劳动，同时也获得了相对的自主权，包括独立抚养孩子的权利和能力。与其他女性形成社区的力量。

《女纵火犯》，Bertall 的彩色平版印刷，重印于《公社》 (Les Communeaux)，第20 期。

黑死病的爆发让欧洲陷入了世界末日的情绪之中。失去土地后，农民和城市短工改变了最初的日常抵抗策略，大规模的民众抵抗运动开始出现。异端运动是最重要的形式。反抗。与以往历史性的叛乱不同，异端运动不仅是对教会正统观念的背离，也是对阶级压迫社会的集体反抗，是对基于平等的反权力、反货币关系的激进政治提出的主张。想象一个人人平等、男女共同建设的社区的愿景。

妇女积极参加异端运动，担任传教士，享有与男子平等的地位，享有控制自己生育和性别的权力。强大的异端抵抗联合了欧洲新兴资产阶级和贵族，进行大规模镇压，加强国家政权的建立。一系列的性政治解放、强奸的合法化或非刑罪化、国家权力支持和控制的妓女的出现，瓦解了无产阶级的男女团结，使妇女受害，削弱了无产阶级的反抗，成为一种工具。这是“政治迫害”的前奏。

费德里奇认为，“政治迫害”与欧洲无产阶级的形成是同构的，在这个过程中资本主义完成了三种类型的积累：资本、劳动力和（再）生产劳动力的女性劳动力。那马克思在《资本论》《所谓的原始积累》中详细讨论了前两者。马克思把原始积累称为经济学的“原罪”，并将其与神学的“原罪”进行对比，讽刺了这句话的不存在。这样做是必要的。资本家。然而，马克思可能忘记了，原罪的故事还包括夏娃，她被毒蛇引诱去摘苹果，结果不得不痛苦地生产（同义产痛）而死。不知道是不是？没有。在生活中。

“政治迫害”发生在欧洲经历人口下降、劳动力危机和价格革命的动荡时期。它始于15世纪中叶，历时300年。数十万妇女在证词下被残酷杀害。亲戚和邻居。对女巫的审判和处决并不是纯粹的宗教行为，而是展示现代民族国家力量和培养纪律技术的战场。法庭记录中提到的“女巫”大多是老年农村妇女，她们因原来的社区崩溃而处于最弱势的地位，独立生活，没有稳定的生计保障。他们拥有“神力”，因为他们是原来社群的草药师、助产士、占卜师、通灵解释者，最重要的是，他们是——社群记忆的继承者。

电影《小妇人》 (2019) 的静态图像。

然而，在人口危机时期，当资本需要积累劳动力而无产阶级拒绝生孩子时，无产阶级就成为了最“非生产性”的群体，可以毫无抵抗地成为“替罪羊”。通过对她们发起攻击，在原社会和劳动力中实现等级划分，助长资本的“分而治之”，国家和资本能够同时控制工人和妇女的身体，成功地完成了纪律处分他们不再有选择，只能进入家庭的私人再生产空间，成为劳动力的（再）生产者。通过国家对妇女的纪律和生育的控制，也实现了对男性劳工组织的更严格的控制。

现代启蒙理性炮制的欺骗性“神话”

欧洲的“政治迫害”和美国“新世界”的“政治迫害”几乎同时发生，而开头提到的“塞勒姆政治迫害”就是美国政治迫害的一个典型案例。欧洲“政治迫害”研究者的观点是，这两件事之间没有直接联系，必须将它们放在一起理解，才能形成更完整的世界历史图景，这是费德里奇的观点。 “猎巫”是资本主义对所谓原始文明和旧公社文化造成的大规模、理性的“幻灭”，但费德里奇用历史哲学的过滤来解释每个人都是“女巫”猎人。””导致发现这是现代启蒙理性编造的最大的欺骗性“神话”。

至于欧洲大陆的“政治迫害”与美洲殖民地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费德里奇认为这不是调查的重点。两者并列，主要是因为资本主义和现代民族国家在“猎巫”运动中实践了相似的纪律和技术，并获得了“分而治之”的技巧；这是为了解释我们如何提高了国家的地位。擅长编织隐藏所有秘密的神话的大师。劳动与家务、生产与再生产、有酬劳动与无酬劳动、雇佣劳动与奴役劳动之间存在着不可避免的隐性分工，其背后隐藏着权力关系的差异。

《巴黎妇女》（巴黎妇女），木刻，《画报》（图形），1871 年4 月29 日重印。

费德里奇从现代“身体神话”出发，即身体如何运作。这个神话的代表人物是哲学家笛卡尔和霍布斯。两人对尸体的看法相对相似。它们与当时流行的科学和医学观点是一致的。两人都认为身体就像一台机器，由器官部分组成。能量通过循环系统传递并驱动机械部件的运动。两者的区别在于，笛卡尔认为由灵魂引导的理性意志是机器协作行为的基础，而霍布斯则认为物理机器的理性意志可以由外力引导。我认为，只有国家纪律和机构可以提供帮助。在这种“物化”的意识形态描绘下，身体成为注定要被分化和规训的对象。与此同时，人口统计学和统计学成为最早建立的“统计学”（stat(e)+istics）和“社会科学”学科。每个人都成为一个统计数字，人体成为可计算的能量和货币。

在美洲，殖民者打着文明和传教的旗帜，消除了土著人民所谓的“原始”愚昧。 “政治迫害”的目标是家庭守护者、原始牧师、土著社区的妻子和母亲，他们试图在定居者面前保护自己的家园和传统。殖民者从欧洲原住民的经验中认识到，在社区内部制造分裂是解决冲突的最有效手段，但同时他们也认识到，在社区内部制造分裂是解决冲突最有效的手段。也很快意识到了女人和女人的重要性。生育纪律和控制是劳动力积累的最基本来源。殖民地建立的奴隶劳动制度，给欧洲大陆带来了大量的原材料和生活资料，从而降低了生产成本和劳动力价值，维持了工人的最低工资水平，并保证了剥削率。首都。

在欧洲本身，资本首先成功地利用劳动力竞争和法律监管将被剥夺财产的女工排除在劳动力市场之外。然而，资本为了最终实现其在生育领域确立女性地位的使命，也诉诸了各种厌恶女性、污名化女性的意识形态，以及其最有效的控制手段：恐惧，这是有必要的。与美洲殖民地类似，欧洲的“政治迫害”也是在“幻灭”的旗帜下理性进行的。女巫代表着女性对旧社会仅存的权力的控制，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生育的权力。因此，“政治迫害”中的大部分指控都围绕着避孕、杀婴、非生殖性行为、同性恋、向魔鬼献祭婴儿等问题。 “猎巫”遵循针对女巫的“审判”的通常方法。 “吹哨文化”造成了人们之间无法弥补的分裂。

电影《女巫》 (2015) 的静态图像。

到了18世纪中叶，当“猎巫”运动基本结束时，以前所谴责的“巫术”行为已不复存在，而是在生殖领域对女性身体的规训和对男性身体的规训。工人。不存在。在生产领域，民族国家的权力结构基础已经基本完成，生产与再生产、男女分离已牢固确立。

直到今天，我们在文学、影视作品，尤其是儿童绘本、故事和动画中仍能看到女巫的形象。老丑怪狰狞的女人，戴着高尖帽，骑着飞马，扫帚总是煮出奇怪的东西，她在锅里放药剂，施展恶魔咒语。女巫作为一种文化形象被保留下来。在发生猎巫暴行的欧洲乡村小镇，女巫的照片被印在杯垫和冰箱贴上，制成娃娃和枕头，作为特殊地区的“纪念品”出售给游客。费德里奇曾批评过这种现象。因为这不仅意味着历史上最残酷的女性战争已经演变成今天的消费主义形象，而且历史记忆丧失的“遗忘”背后隐藏着更强大的意识形态结构。

启蒙运动在“幻灭”的同时，也在不断编织新的“神话”以适应理性的规划。今天的女性早已离开家庭进入工作场所，正如费德里奇参与领导的1970年代家务工资运动的口号所表达的那样：“我们都是家庭主妇。”，生产和再生产是有区别的。男女分工，以及这一历史进程中形成的现代厌女症，使所有女性都无法摆脱“家庭主妇”的地位和处境，贫困日益成为女性化的现象。

杨巧宇撰稿

编辑/高明奈绪

校对/薛金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