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鹏、王晟 | 社交媒体中 PX 项目的风险记忆演化

关于作者

邵鹏，浙江工业大学人文学院教授王盛，浙江工业大学人文学院研究生

句子

艺术

一、简介

PX项目争议是一个社会科学问题，“邻避事件”就是一个例证。关于PX 的“长期、广泛和激烈的辩论”在科学传播问题上很少见。 2007年，厦门市海沧PX项目因居民集体“步行”反对，搬迁至漳州市古雷半岛，从此PX项目引起公众关注。此后，大连、宁波、成都、昆明、茂名等城市相继发生针对PX的“长廊式”民间维权示威活动，无一例外，PX项目“一遇动乱立即取消” .”中国PX项目建设似乎陷入了矛盾和分裂的“怪圈”。另一方面，民众相信损害将是巨大的，并正在“争论”，但政府却有强烈的“维持”倾向。在处理这个问题时，我们需要强调“和平”，但另一方面，在舆论场上，政府、企业、科技精英、公众都持有不同的意见，造成紧张和分裂，造成紧张和分裂。困难。达成协议。

在长期的话语拉锯战和抗议活动中，2014年的“PX百度进驻保卫战”具有里程碑意义。在以清华大学为代表的科学精英的积极捍卫下，主流媒体介入引导，并利用该事件广泛传播PX是“低毒化合物”的理念。他表示，有关PX 的科学争论正在逐步取得胜利，“公众似乎已经就PX 是否有毒这一科学问题达成了一些共识”。但由于媒体报道的迅速转移，公众对PX毒性的争论持续不断，舆论对PX低毒的反感持续高涨，国内逐渐陷入复杂的舆论漩涡。尤其是2015年福建省漳州市腾龙芳烃PX项目再次发生爆燃事故后，社交媒体场上充斥着恐慌、怀疑、批评，此前热门的科学成果也逐渐被消解。

从历史上看，围绕PX项目的争议从未完全平息。科学问题和社会问题混杂在一起，对于人们的情感和经验理性缺乏有效的应对和解决方案。质疑和否认科学问题的声音不乏其人。在现实世界中，中国的抗议活动时有发生。正如之前的研究指出的那样，关于PX项目问题，如何有效连接科学话语和社会话语，实现真正的向公众“传播科学”，仍然是一场攻坚战。回顾文献，以往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报道、舆情应对、危机公关、风险沟通、政府治理等领域，而为什么这个问题十多年来持续产生影响，很难回答。是否存在，以及存在哪些风险。记忆被反复提取、回忆，看似已解决的案件再次发酵成“社会风险高”的问题。

2.文献综述与问题提出

（一）媒介记忆的变化：从精英垄断到大众书写

法国社会学家莫里斯·哈尔布瓦赫斯提出了集体记忆的概念，并强调了集体记忆的社会特征，他说：“集体记忆是一个共同体对过去的建构，是共同创造的东西。”相信它不是个人记忆的集合。记忆研究超越个体心理层面走向社会文化层面。然而，“集体记忆是建立在共同的、统一的群体之上”的观点可能过于理想化，强调以当下为中心的观点也忽视了记忆的连续性和变化功能。由此，保罗·康纳顿（Paul Connerton）通过强调记忆的传递性和习惯性（通常被认为是“约定俗成的”），提出了社会记忆的概念。

从那时起，学者们开始关注集体记忆的中介特性，认为“个人记忆、集体记忆以及它们的各种交叉点是交织在一起的，就像记录、档案、访问、检索和对过去的再现都是交织在一起的一样。我意识到一切都是经过调解的。技术、媒体和机构的性质、形式和控制。 “在媒体记忆的范畴中，与石板、书籍、照片等技术性媒体记忆相比，媒体记忆具有更多的制度和制度属性，并且是‘由媒体讲述、通过媒体讲述、关于媒体的’”反映了这一点。对集体过去的探索。 ”

回顾过去，传统媒体通过新闻报道扮演了“记忆代理人”的角色，产生了被机构和精英垄断的媒体记忆。学者们通过“公共历史学家”和“通俗历史学家”的比喻，认为新闻媒体有意识地扮演着选择过去最重要的人物和事件并解释其历史意义的角色，报纸和电视成为了权威的叙述者。公共记忆的过去和塑造者。

看看目前的情况。 Web 2.0时代，用户成为信息内容的主要生产者，改变和重塑了传统媒体时代的可视性、可访问性和流动性。媒体记忆研究的重点也正在从传统媒体转移。到社交媒体。社交媒体的数字化、交互性、超文本性使公众能够参与和见证一系列热点事件，从而形成对事件的共同记忆。这种见证行为成为构建公共记忆、连接过去、过去和现在的关键机制。

（2）媒体记忆的博弈：多个参与者之间的话语竞争与合作

记忆就是力量，充满阴谋和游戏。 “控制一个社会的记忆，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权力的高低。”因此，记忆既是社会不同群体之间竞争的对象，也是社会不同群体之间权力关系的指标。在大众传媒时代，权力常常利用媒体控制声音，通过强调、选择、遗忘、剥离等策略，有选择地、有目的地书写记忆，从而实现遗忘。在日益复杂的网络平台生态和社会变革时期出现的各种矛盾的综合影响下，记忆主体的文本生产、交往互动、话语协商、意识形态博弈正在被重构。新记忆方式的形成涉及价值观的冲突和集体记忆的竞争，表现为复杂的话语表达和不同主体之间对网络话语权的竞争。我们在传统媒体记忆和社交媒体记忆中都看到了权力的印记。

从新闻记忆价值来看，专业主流媒体在社会记忆建构过程中依然占据着重要地位。由于记忆的选择性和主观性，人类的记忆常常是不准确的。 “社会记忆的结构是模糊的、难以把握的，因此这种尝试很难进行，更难以表达。”然而，从交际功能理论考虑，媒介记忆“它的作用是提供和传达信息。 “教育、预见、再现、解释”的责任。从这个意义上说，媒体不仅忠实地记录了社会，而且构建了人们当下的记忆，保存了人类的记忆。创造自己的空间，增加人类记忆的深度和广度继承，并保证完整性和完整性。人类记忆文本的真实性。

从社交媒体对传统媒体记忆书写机制的消解作用来看，社交媒体使得与官方历史版本不同、竞争的另类、反历史叙事得以产生和传播，并促进其扩散。 A 会反映在计数器内存模式中。事实上，反记忆一直是平民对抗精英和当局的一种手段和现象。它与官方框架不同，甚至矛盾。它涉及遗忘、压制和拒绝历史记忆。胁迫与胁迫抵抗的主要意识形态形式。社交媒体时代，记忆书写的权利从精英的垄断转移到了普罗大众，为个体记忆书写创造了蓬勃发展的空间，同时也强化了公众的“反记忆”习惯。其结果是舆论场的情况更加复杂，造成了复杂、紧张、碎片化的传播环境。

需要注意的是，传统媒体记忆和社交媒体记忆并不是完全对立或分离的，而是相互交织、相互融合的。即使在社交媒体时代，“主流媒体并没有消亡，我们与网络世界的联系仍在不断发展……旧媒体以及新旧媒体的持续影响。”因此有必要考虑社交媒体领域不同记忆主体之间，尤其是主流媒体和网络公众之间的对话协商和写作博弈。

在微博领域，媒体与公众共存，话语博弈与合作形成复杂的记忆生态。一方面，新浪微博是国内网民使用最广泛的典型社交媒体之一，收集和代表舆论，也是舆论的晴雨表，以及公众对PX项目的态度，它不仅反映了，也成为PX创作的基础，成为集体记忆的工具和传播PX记忆的渠道。同时，传统媒体在认识到新媒体时代的自主危机后，不断转型升级，开始实践媒体融合，而入局微博平台更是旨在重新树立言论权威。已成为重要手段

此前，有学者选择百度贴娃作为“克拉玛依大火”数字记忆研究的分析对象，但记忆建构缺乏官方话语，无法形成零星媒体报道。它有一定的特殊性，因为它完全留给人民。以“PX内存”作为研究案例的原因有二：第一，PX项目是一个有争议的公共话题，被公共媒体和民间反复讨论；第二，因为普遍有专门媒体。记忆主体、公共机构、私人共同构成了微博PX记忆的建构者，更具有普遍性地体现了不同主体之间关于记忆书写的差异和竞争。

在围绕PX的社会争论中，不同立场的各方竞相书写PX的记忆，权力关系和变迁体现在话语的演变中，社交媒体为各方发言提供了手段和场所。作为验证PX 记忆游戏的重要对象。基于以上分析，本文利用爬虫技术检索微博上PX项目讨论的全文，并利用数据挖掘工具对文本进行定量抽象和定性分析，试图回答以下问题。

1. 作为对过去风险的回忆，PX项目在微博空间中的表现如何？

2. PX项目的记忆是如何被媒体和公众在微博内提取、使用和构建的？

3. 为什么过去的风险记忆会持续产生影响？

4. 我们如何调节风险记忆对有争议事件的负面影响？

3. 研究设计

(1)数据采集

本文以新浪微博PX项目讨论全文为分析观察单位。通过微博的高级搜索功能，您可以以PX项目为关键字，使用Python编程语言编写代码爬取搜索结果，查找2011年8月至2021年12月微博中的相关文本。获取并过滤链接、仅限字符。经过表情符号等无效帖子，我们最终获得了9581条微博讨论文本。

(2) 调查方法

实际使用时发现微博领域公众对PX项目的意见多种多样且数量众多。因此，应使用计算机辅助内容分析技术通过无监督算法对主题进行分类，并分析记忆结构的机制和演化。

1.大数据主题挖掘方法

在本研究中，我们使用LDA（潜在狄利克雷分配）主题聚类图根据主题相似度对大量微博用户发布的文本信息进行划分，并提取年度主题分类。此外，基于词频统计的TF-IDF算法在经过停用词和分词处理后，根据PX项目的主题挖掘关键词，并将每个用户的话语分类到相应的主题中。

为了减少话题分类的主观性，参考了学者黄钦的环境话语分类方法。通过对语料库的反复浏览，将微博中PX项目的文本分为六类： 1.危机声明：表明癌症、白血病、胎儿畸形、原子弹、致命毒药、爆炸、危险等风险的声明。等待泄漏。 2、科学讨论：主要用于讲解PX的材料特性、制造工艺以及相关作用。 3、利益讨论：国家利益（如发展PX可以减少进口依赖）、地区利益（如区域经济发展）、个人利益（如日常生活离不开PX、就业解决方案等）。 ).包括等等)。 4、解决问题的探讨：从政府职能改革和市场化手段的角度探讨解决机制。 5. 监管讨论：来自国家和地方政府的论点。 6. 反话语：拒绝、抵抗和怀疑的对立话语。 7、其他具体新闻事件，如富雅大化坝溃决、漳州古雷爆炸、泉港碳九泄漏等。经过主题挖掘和分类，我们最终得到了“表1 2011-2021年PX讨论观点和主题分类”。

2. 社交网络分析方法

社交网络分析本身就是一种“激活”的结构思维，因此在传播结构的研究中具有本质的优势。本研究是一项历时性整体研究，需要呈现沟通节点和沟通结构来描绘社交媒体记忆书写和游戏的面貌。根据微博的文本特征，本研究定义了两类节点：一是博主参与PX项目讨论，二是博主发布的内容。将每一篇博文视为特定博主与特定观点之间的链接，基于LDA主题挖掘，得到每条微博用户ID以及LDA运算后的主题分类，最终得到“博主视角”两个模块的网络被建造。 （2 模式网络）。 2模型网络矩阵使用Ucinet软件进行数据计算，使用Gephi软件进行数据可视化。

表1 2011-2021年PX项目讨论的观点和主题分类

四、研究成果

微博上有关PX 项目的文字分布很不均匀，内存波动表现为多个峰值和连续低谷。如图2所示，PX内存始于2011年（n=729），并在2013年（n=3212）、2015年（n=1940）和2018年（n=1249）达到三个明显的峰值，但一直处于停滞状态自2018年以来。查看微博上的文字，梳理这一系列“反PX事件”的时间脉络后发现，记忆波动与各地“反PX事件”密切相关，这一点体现在是。当PX项目进驻某城市，开展当地民众维权活动时，相关微博的舆情增多，某事件结束后记忆逐渐淡化。 2018年以来，未发生与PX项目相关的化工事故及重大事故。 PX内存已经失去了公众讨论的焦点。受此影响，网上舆论暴跌，PX内存持续走低。另一方面，通过将微博的对象分为两种：官方媒体（人民日报、三联生活周刊、头条新闻等）和网络公众（自媒体和普通网民），可以更直观地进行比较。两种记忆书写方式：文字量的差异总体来看，来自普通互联网的微博帖子数量超过了来自认证媒体的微博帖子数量，并且从2011 年到2017 年，双方的微博帖子数量几乎与整体持平。然而，自2018年以来，大多数认证媒体已经退出。在微博领域，网上公开披露相对活跃。

图1 微博上PX项目相关文字数量随时间变化

（一）记忆结构的演变：视角的兴衰与多元并存

为了便于分析内存结构的历时变化，将PX的内存过程分为四个时期：第一阶段（2011-2015）为内存繁荣期；2016-2017）为内存繁荣期。第三阶段（2018年）为记忆恢复阶段，第四阶段（2019-2021年）为记忆沉寂阶段。

图2至图5展示了2011年至2021年四个阶段“记忆结构网络”的变化。其中，中心的大点是从记忆文本（即关于PX的记忆）中提取的各种意见，周围的小点是有此意见的微博网用户，意见区域一个意见的面积越大，其在当年所有意见中所占的比例就越高，而且意见之间的关系表明，部分网友在讨论中表达了不同的意见。

1、记忆的鼎盛时期：舆论浪潮下的多元化书写

2011年至2015年是PX舆论爆发期，随之而来的记忆书写也丰富多样。其中，“危机话语”已使用多年，其相对中心度（Nrm Degree）分别为0.542、0.370、0.225、0.235、0.782。 PX 和PX 项目的危险。当然，“危机话语”并不是唯一成为记忆主流的话语，它始终与“监管话语”、“利润话语”、“科学话语”等竞争。 “解决问题的话语”，创造了复杂的记忆，形成了风景。竞赛。

图2 2011-2015年PX项目讨论意见网络

2011年，微博上关于PX的讨论有五种类型（见图3）。其中讨论最多的是“福州大化水库溃坝”和“新港爆炸”、“危机话语”和“反对派”两起事件。社论成为主流。 “监管话语”与两起事件相关，“危机话语”与两起事件关联最为密切，最能唤起风险意识。它促进了“反话语”的发展，并表现为坚决的抵抗和拒绝。同样，2012年微博上关于PX的讨论包括“宁波抵制运动”、“富家大化搬迁”、“海沧复兴”、“咸阳谣言反驳”、“什邡‘炼化’”等话题，客观关注相关事件例如已经成为PX争论中的一个根本性问题，许多事件的讨论中形成了“危机话语”、“反制话语”、“监管话语”，但与这些事件关系最密切的是什么？还在做的是“危机话语”。

2013年，“昆明抵制运动”、“成都步行游行”、“古雷爆炸”等事件在社交媒体上引发了针对PX项目的大规模抗议活动。有关PX 项目的活动和讨论促进了公众对“如何解决PX 问题”的思考。经审查文字发现，该解题话语来自《人民日报》、新华网时评等主流媒体，并被网友在微博上转发传播，吸引了一定关注度，进一步引发公众兴趣。思考问题的本质。然而，这种“解决问题的话语”也可能遭到“反话语”的嘲笑和驳斥。

2014年，随着“百度入门大赛”的科学展开，PX事件逐渐升级，舆论更加多元，“监管话语”与“危机话语”开始较量。 2015年，漳州擂鼓PX工厂再次发生爆炸，激起了本已紧张的公众神经，引发“危机话语”、“反对话语”、“科学话语”。更明显的是“科学话语”和“。 “危机话语”与之密切相关，另一方面，部分网友在PX科学性的表述中掺入有害、危险的词语，歪曲、误导，塑造PX的危害性。 PX的危险性、PX的低毒性，一些网友的言论逻辑是“PX无毒，但不代表PX项目没有风险。”“事实并非如此。”

2. 记忆衰退：抵抗的话语会在短期内消失。

2016年，没有发生化工事故，也没有公众抵制，“中石化奖”和“龙口骗局事件”都没有引起大讨论，但“中石化奖”与“问题”关系最为密切，这是直观的明显的。 “利益话语”表明，中石化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间接为PX项目名副其实。今年的“对立话语”和“危机话语”被明确排除，原来的主流观点被推到了边缘。 2017年，微博网友关于PX的讨论一度沉寂，文字量也创历史新低（n=126）。没有“危机话语”和“对立话语”，但“利润之争”和“监管之争”成为主流观点。

图3 2016-2017年PX项目讨论透视网络

3、记忆恢复期：因意外而重塑风险

2018年，因“泉港碳九泄漏”化工事故，网友联系了两起与PX项目相关的事件“老雷爆炸”和富亚大化溃坝事故，彰显了PX项目的危险性，提出质疑。中国化工项目管理水平再次引发争议。此外，厦门首起抗议活动及相关言论也被网友作为重要事例，以对比的方式重复表达反对和质疑的立场。

图4 2018年PX项目讨论的透视网络

4、记忆的静默期：反抗话语的重新统治与逻辑转型

2019年到2021年是舆论低谷时期，所有PX讨论文本都处于低水平（n200）。相对而言，“危机话语”和“反话语”是主流观点，但“利益话语”也与之并存，并具有一定的影响力。尽管微博上反对和质疑的声音持续占据主导地位，这意味着如果未来发生化学事故，反对PX项目的舆论很可能再次爆发，但意见讨论从PX毒性的定义转向了利益和风险的讨论。

总体来说，PX内存结构如下：从以“危机论”和“反论”为主，到以“利益论”和“监管论”为主导，最后到“危机论”和“反论”并不断演变。 “话语”与“利益话语”并存的状态。也就是说，关于PX的争论并未形成单一的主流观点，不同的话语相互竞争，难以分出胜负。但值得注意的是，关于PX项目风险的讨论几乎一直在持续，微博空间中反对PX项目的声音依然存在，并处于不断势头和解读的状态。

图5 2019-2021年PX项目讨论意见网络

(2) 记忆文本写作：议程游戏和话语游戏的差异

媒体记忆结构的兴衰反映了各方之间的权力博弈，题材的差异必然导致各方话语模式的差异。面对传播态势的动态变化，权威媒体和网络公众他们也会采取不同的应对策略。从记忆记录的角度来看，公众通过集体记忆技术瓦解了科学权威，将曾经的异议声音变成主流话语，不断构建“抵抗PX”的集体记忆。他们无法超越记忆，受到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并且由于话语逻辑的差异而无法对公共言论做出有效的反应。同时，话语博弈不仅体现在媒体和公众上，还体现在公众内部的分化，持有不同观点的公众也会通过各种手段参与记忆文本的竞争。

1.新闻话题和公共辩论的记忆差异

新闻议程设置作为一种媒体记忆文本，着眼当下，寻求最生动、最引人注目的社会呈现。新闻的焦点是此时此地，而不是当下。新闻的生命力和价值来自于邻近性、及时性和新鲜度，它希望在一个高度消费的世界中填补这些空白。一个枯竭的新闻漏洞及其持续的需求……在这方面，过去似乎超出了记者在实现其职业目标方面可以而且必须做的事情。因此，围绕具体问题的完整性和系统性被抛弃，媒体不可能在事件结束后进行报道，也不可能全面、完整地报道已经发生的所有新闻事件，这是不可能的，更不可能识别正在报道的内容。它对于国家、社会乃至历史都具有特殊的意义，使得新闻记忆变得支离破碎、支离破碎，体现了新闻报道在记忆书写上的局限性。然而，尽管PX项目是一个公共问题，并不是指单一事件，而是由包含复杂社会因素的整个“事件链”组成，但媒体对PX的记忆描述始终聚焦于当下正在发生的事情。趋势。例如，媒体经常简短传达大连福亚化工大堤溃决、漳州爆炸等客观信息，但没有对PX进行持续、深入、透彻的报道或后续报道。 《Nature》借机重申了PX低毒的科学知识，强化了之前对PX的传播效果，却强化了PX问题在公众心目中的负面性，勾起了人们的回忆。也为公众提供了可以证明PX项目危险性的新材料。

相比之下，网民调动集体记忆作为话语资源并不断增长，抵制“科学话语”和“监管话语”，影响和瓦解科学权威；这尤其体现在对“厦门核电站”记忆的盗用上。事件''。另一方面，2007年“厦门PX事件”以政府尊重民意、将PX项目从厦门市迁出而告终，“用理性和勇气照亮了未来”“体现了觉醒”，受到媒体盛赞。《南方周末》的“年度人物”首次被选为集体名称，为这一划时代的事件赋予了合法性和合理性，并对其进行了宣传。神圣而稳定的集体记忆。另一方面，集体记忆不仅反映过去的经验，而且具有指导作用。在舒德森先生看来，个人、团体和组织需要了解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不仅是为了证明自己当前的利益，还需要收集信息并形成具体的意见。回顾和回忆过去事件的记忆，以理解和确认怎么了。当我们没有目标时，过去的事情给我们指引方向；当我们漂泊时，过去给我们锚；当我们感到绝望时，我们回顾过去寻求启发和指引。 “厦门PX事件”的集体记忆凝聚了公众对PX的深刻印象，因此当公众得知自己所在地要建设PX项目时，第一反应是“厦门不想要，为什么？”他们应该吗？”我们？从微博帖子来看，网友频繁提及“厦门PX事件”，并与随后发生的PX事件、其他化工事故以及各地发生的社会新闻进行联系和比较。而且，在舆论迫使地方政府纷纷停产或搬迁PX项目后，抵制PX的集体记忆像滚雪球一样被巩固和强化。

如果厦门人民可以把PX项目搬迁，为什么大连人民就不能……我们强烈要求PX从大连搬迁！

—— FG-DL，2011 年8 月8 日

对比2007年的厦门和2011年的大连！同一个PX项目，两种截然不同的命运……今天收到厦门朋友的邮件：“住在厦门的人太爱这座城市了！”这句话让我感动。我相信生活在大连的人们也热爱他们所生活的这座美丽的城市……#Hiku#【2007南方周末人物奖：厦门人民】2007年，厦门人民的努力行进中国，蜡烛照亮未来。

—— TG，2011 年8 月14 日

厦门、大连都不需要的PX项目，即将在距离宁波老城区仅20公里、距离新城10公里（距海外基本100公里）的宁波镇海市大幅扩建。 PX就是对二甲苯，很容易引发癌症和生殖系统疾病，让我们能够生存、生存、生儿育女！

—— HDY，2012 年10 月23 日

新闻报道侧重于当前记忆，而街头演讲则唤起人们对过去的记忆。两种记忆之间的差异在话语中形成了时间和空间的间隙，给大众的“反记忆”文本带来了逻辑裂缝。一方面，大众以往年PX事件为参考，激活这些事件的集体记忆，将其他网友带入PX标志性事件的记忆背景中，而现在的事件也类似，相信这只是一个重复发生了什么。这使得网民能够结合新旧事件的记忆，对近期事件的发生、发展和结果产生一定的预期，并对事件可能产生的影响做出价值判断。比如，自2015年以来，网友不断曝光“泉港碳九泄漏事故”的最新消息，并追溯到厦门PX项目搬迁至漳州后发生的两起爆炸事故，使该项目得到了重生和壮大。 PX项目的危险性，集体意识。另一方面，在没有明确的PX事件的情况下，媒体失去了报道PX的素材来源，并大量退出了社交媒体上的PX记忆网站，而公众却没有关注，这让你可以继续有选择地继续搜索并收集PX。利用当前事件、过去的记忆、相关论点，并强调PX 风险记忆，支持了“PX 项目构成重大安全风险”的有罪推定，并证实了这是“我相信言词所表达的事实”胜过言辞。数据显示（见图1），2018年以来微博上几乎所有PX记忆文本均由网友提供，公众将时事与过往记忆串联起来的潜力和创造力已经得到展现。因此，由于记忆模式存在一定程度的差异，媒体的逐渐退出和群众的长期存在，使得“反话语”得以滋长和蔓延。

#泉港宜石化原料泄漏事件#这让人想起2007年厦门抗议建设年产值800亿元的PX项目的成功事件。庆幸的是，厦门人民现在有了安居乐业的家园。 （PX在当前位置爆炸了两次。）

—— 总部，2018 年11 月7 日

2.通过情感记忆对科学话语进行多维解构

面对公众的质疑和反驳，媒体运用科学知识，引用国际专业标准，对PX项目风险可控做出科学论证。最初，媒体通过采访专家来传播科学知识，引用国际专业标准，论证并形成PX项目风险极低，并驳斥了此前网络上流传的“PX没有高度致畸性”的谣言。率”和“PX”

项目距离城市100公里是国际惯例”等谣言。同时，媒体积极进行科普活动，尝试用生活中耳熟能详的符号与PX进行类比，更加生动地诠释PX的低毒属性，纠正公众对于PX的认知和记忆。例如《人民日报》曾于2013年解释PX与汽油的毒性同级，与咖啡同属“可能致癌物”，一些国外PX项目也建在居民区附近，以此论证PX项目的安全性。 相较于媒体客观、理性和中立的话语表述，公众言论呈现生活化、情绪化甚至极端化的特征，以趣味生动的表述从多个维度解构媒体话语，并且沉淀为情绪记忆，被网友不断回忆和转载，进一步扩大情绪感染的传播范围。当年在“厦门PX事件”中一则富于情感张力的对话被流传至今，鲜明地体现出公众抵制PX项目的症结并非在于科学本身，而是基于对化工企业和政府监管水平的质疑。正是利用这种形象化的隐喻，调度公众的情绪记忆，才放大了公众对企业和政府的不信任感，从而消解了舆论引导和科普效果。 当年厦门PX项目，互联网吵成一团，也还是在微博，有个人，好像是个研究生，跟一厦门大哥吵，俩人都挺客气。那人说，大哥你不懂化学。厦门大哥说，兄弟，你不懂中国...... —— ZJY , 2018年7月22日 此处指涉的“情感记忆”包括个体和集体两大面向。其一，由于生理和心理特质，个体记忆生成过程受到情绪等因素的影响，使得记忆并非完全符合客观事实。正如心理学家所指出，个体记忆存在“不完美性”，“我们的记忆往往是经过了情绪、偏见和其他歪曲性影响包装之后的结果，这种结果是对记忆的错误编码和存贮，以及错误提取的结果”。公众的抗争行动和泄愤言论影响着个体如何记忆PX，可能致使对PX科学性质的歪曲甚至背离，潜意识地加深PX项目的风险记忆。其二，指向关于重大灾难性事件的集体记忆，比如天灾人祸、环境污染的地方记忆，乃至全球性的创伤记忆。例如，微博网友通过联系淮河污染导致出现“癌症村”来强调环保的重要性，通过回忆“克拉玛依大火”来制造官民对立，通过援引印度“博帕尔惨案”来论证人性黑暗。这些原本带有社会创伤意味的记忆被不断地情感化阐释，激发了公众对PX项目的化工恐惧和对企业监管的深刻怀疑，公众从多个维度征调地方记忆与世界记忆，展开联想并推定PX项目危害，解构了媒体所传达的“PX项目安全可控”的话语模式。然而，媒体关于PX项目的“科学话语”注重PX本身的化学性质，并未涉及人为操作、社会监管等实际落实中的风险，也难以回应四面八方涌来的、基于情感记忆的公众质询。 3.利益话语与风险记忆的迂回对峙 媒体的新闻报道和评论还表现出基于利益考量和解决问题的话语逻辑。其中，体现为“科技立国，强调发展”的“利益话语”在2014年崭露头角，并最终与“危机话语”、“反话语”势均力敌。一方面，媒体评论声称PX的用途广泛，与人民日常生活密切相关，能够促进地方经济发展，并且强调建设PX项目具有国家战略意义。另一方面，媒体报道地方政府决策尊重民意，表明积极解决PX问题的良好态度，进而倡导理性沟通，试图重建社会信任。 从世界PX产业供需看，中国缺口最大。国家产业发展应考虑全局，PX会继续向前不断发展。 ——人民日报 ，2013年8月2日 中国PX完全依靠进口或丧失话语权。 ——中国石油报 ，2014年4月10日 【茂名回应PX项目：不会违背民意决策】茂名市新闻发言人表示，目前芳烃项目仅是科普阶段，离启动为时尚早。项目上马时一定会通过各种渠道听取公众意见。如绝大多数群众反对，市政府是不会违背民意进行决策的。 ——北京青年报 ，2014年 4月1日 当然，公众内部也存在主体分化和观点博弈，形成了“利益派”和“抵制派”，为支撑各自观点而展开了记忆文本的争夺和利用。“利益派”不仅承袭媒体的利益话语逻辑，而且注入了各种记忆材料，可以分为“愚昧版”、“猜测版”、“反讽版”、“对比版”、“反思版”五种版本，超越了媒体拘谨的评论，调用了PX事件的过往记忆，乃至深刻的近代记忆和国族记忆，在记忆材料的基础上加以类比和想象，通过“以子之矛还之彼身”的方式与“抵制派”展开拉锯。而“抵制派”则极力放大PX项目的风险性，可以分为“谣言版”、“环保版”、“怀疑版”、“事实版”、“口述版”，避开了对“宁要环保不要发展”的直接表述，而是提取关于化工风险、社会创伤、PX项目爆炸事故的集体记忆来搭建声讨PX项目的道德正义，给盲目抵制的冲动情绪披上“理性的外衣”。而正是由于公众内部的话语互动、竞争与博弈，PX记忆才能在反复讨论中被不断修正，PX项目的风险记忆才不能成为单一的民间主流记忆，具备了转向符合客观事实的公共记忆的可能性。 表2 利益派与抵制派的各类话语版本的示例 五、结论与探讨 社交媒体不仅为公众提供了意见表达的空间，还成为了建构集体记忆的工具和传播集体记忆的渠道。在微博场域中，媒体报道会激活PX相关的集体记忆，公众也会在对各种时事热点的解读中选择性提取、调用、保温PX记忆，利用风险记忆来支撑自我的意见主张。对PX记忆结构的研究发现，风险记忆几乎始终处于主导地位。在进一步的记忆文本研究中发现，微博PX记忆书写存在着当下与过去、理性与感性、利益与风险的三组矛盾。首先，新闻媒体对记忆的刻写聚焦当下记忆，公众对记忆的刻写倾向于联结过往记忆，更具灵活性和多元化，两者记忆模式的差异导致PX风险记忆稳固而且颇具感染力，从而影响公众对PX项目的抵制态度。其次，公众征调超出PX议题范围的情绪记忆、创伤记忆，用富于感性的话语解构媒体对“PX项目安全可控”的表述。第三，公众内部存在利益主张与风险主张的主体分化，两者都灵活利用集体记忆相互对峙，形成数字记忆书写的拉锯和张力。 （一）风险记忆：形态特征与动力机制 现代科学技术在促进社会发展、人类文明进步的同时，也具有强大威力和潜在风险，带来了常态化环境威胁乃至生存威胁，包括核技术、转基因技术等各类化工和生物技术，既与人们日常生活密切相关，又是对人类生存构成一定风险的重要领域，这正是乌尔里希·贝克笔下风险社会（risk society）的现代性表征。而伴随竞争激烈、散乱无章、群体极化的舆论环境，社交媒体空间中的风险记忆在不断交织、融合中演绎和进化，无疑成为风险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风险记忆的建构、特质及动力机制动也就具备一定的理论创新价值和现实意义。 借助数据挖掘技术和话语分析，风险记忆的基本面貌得以被显影和勾画。具体而言，社交媒体中的风险记忆呈现出三大特征：在时空层面，风险记忆可被旁征博引和加以利用，从而联结了当下与过去，甚至预设着未来趋向；在范围层面，风险记忆呈现出泛化特征，对某一事物的风险记忆并不局限于该事物本身，而是具有广阔无垠的记忆交融，同类事物的风险记忆被视作类比资源，被构筑成为“环绕的视界”（encircling horizon）。在情感层面，风险记忆又带有明显的情绪化色彩，个体、国家乃至世界的创伤记忆汇入其中，进而激化了愤怒、恐惧、敌意等的负面社会心理。进而言之，风险记忆可以被灵活调取、随意穿梭、积蓄强化，旧的风险记忆支撑新的风险故事，而新生成的风险记忆则汇入旧的风险记忆中，在记忆的循环往复中，或将形塑出公众对某一事物风险认知的集体无意识。 建构风险记忆的动力机制则存在更复杂的社会因素。迈克尔·奥黑尔（Michael O'Hare）提出“邻避情结”概念，认为民众对区域内某些可能带来威胁的设施的心理排斥，是在抗争者内心形成的以感知风险为核心、感知挫折和不信任感为要素的心理抗争机制，即“莫在我家后院”——NIMBY（not in my backyard）。微博网友建构PX的风险记忆正是基于“邻避情结”，因此他们期待通过援引和利用集体记忆来达成抵制PX项目的目标和议程，实现维护自身利益的需求。实际上，这反映的正是社会结构转型期的特征，公众的环保和维权意识不断提升，展开“作为道德声讨的争论”。正如颜玉凡、叶南客所指出的：“对于过去发生的事情来说，记忆常常是选择性的、扭曲的或是错误的，因为每个社会都有一些特别的心理倾向，或心灵的社会历史结构。”本质来看，PX是公众化工恐惧的一个出口，这也解释了为何“四川什邡炼化项目”、“福建泉港碳九泄漏”等非PX事件也能激活网络公众关于PX的集体记忆。 （二）调和风险记忆：未来发展的盲区和突破 社交媒体时代，公众在记忆书写中突破时空局限，利用社会经验，充分发挥个体想象，彰显着数字记忆书写的民间自主性和无限创造力。一些学者认为，集体记忆是一个以“动态和意想不到”的方式发展、挪用和转变的过程，社会、政治和文化因素都参与到了记忆的协商与写作之中，或称之为“记忆的政治”，不同的叙述在重建过去中争夺一个位置。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对过去的记忆成为一种工具，也称为权力的对象，在不同时间点受到争论、挪用和转化。对PX记忆的建构成为了公众运用和争夺权力的过程，公众不仅选择性提取和利用PX的风险记忆，而且通过征调更大范围的创伤记忆，汇集地方记忆和世界记忆，将这些记忆作为类比型话语资源，在社交媒体中不断扩散和感染，凝聚成为坚不可摧的“社会理性”，对抗官方和主流媒体所倡导的“科学理性”，并在此过程中丰富和再造着新的风险记忆，使得关于PX的科学争议至今未息。 从风险记忆的层面来看，社交媒体记忆并非基于第一手经验，而是强烈的情绪感染，难以真正实现公共性与复数性的记忆。在PX案例中，尽管在网络舆论的“无影灯”自净机制效应下，关于PX的谣言逐渐退出记忆舞台，但风险记忆被网民有意无意地凸显和强调，放大了公众对PX的化工恐惧和风险认知，建构了偏离客观事实的集体记忆。由此推及其他可能潜藏着风险记忆困境的发展议题，“让科学回归社会的见证”的初衷未必能够达成良善的公共讨论和公众理解，甚至生成和导向了更严重的社会风险。关于社会发展议题的风险记忆，既存在公众偏执己见的局限，也折射出媒体记忆错位的固有症结，不仅需要政府部门提升监管水平、责任企业加强安全管理，也需要记忆主体提高对风险记忆的警醒意识。 在风险社会语境下，新闻媒体需承担“生态启蒙、培育和表达社会理性、实现风险正义”的作用。有鉴于此，需要为社交媒体时代发展议题与风险记忆的矛盾提供新思考和新方案。首先，主流媒体应当在事件热度消退后，适当地对科学议题进行追踪报道，注意对媒介记忆进行维护和“保温”。其次，主流媒体应注意加强连续报道和深度报道，注重对过往媒介记忆的重新激活、整理和建构，适时地梳理和总结事件的起因、经过及结果，使这些客观而完整的记忆进入社会公众的感知空间，从而纠正过度偏离的风险记忆，使公众记忆符合科学事实，促进科学认知的重建与传播。 原载于《新闻与传播研究》2023年第2期 [1] 董阳、陈晓旭：《从“极化”走向“理性”:网络空间中公共舆论的演变路径——百度百科“PX词条保卫战”的启示》，《公共管理学报》2015年第2期。 [2] 刘锐：《科学传播:协作生产、框架建构与话语争夺——以“PX”百度词条编纂为例》，《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8年第4期。 [3] Schwartz , B. , “ Iconography and Collective Memory: Lincoln's Image in the American Mind , ” The Sociological Quarterly , vol. 32 , no. 3 , 1991 , pp. 301-319. [4] 高萍：《社会记忆理论研究综述》，《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3期。 [5] Hoskins , A. , “ The Mediatisation of Memory , ” in Garde-Hanse , J. , Hoskins , A. , & Reading , A. , eds. , Save As ... Digital Memories , Basingstoke : Palgrave Macmillan , 2009 , p. 27. [6] Neiger , M. , Meyers , O. , & Zandberg , E. , “ On media memory: Editors’ introduction , ” in Neiger , M. , Meyers , O. , & Zandberg , E. , eds. , On Media Memory: Collective Memory in a New Media Age , Basingstoke : Palgrave Macmillan , 2011 , pp. 1-24. [7] Kitch , C. , “ Twentieth-Century Tales: Newsmagazines and American Memory , ” Journalism & Communication Monographs , vol. 1 , no. 2 , 1999 , pp. 119-155. [8] Edgerton,G. , “ Television As Historian: An Introduction , ” Film & History: An Interdisciplinary Journal of Film and Television Studies , vol. 30 , no. 1, 2000 , pp. 7-12. [9] 龚新琼：《新闻与记忆:回归媒体记忆研究的核心议题》，《新闻界》2017年第11期。 [10] Meyers , O. , “ Memory in Journalism and the Memory of Journalism : Israeli Journalists and the Constructed Legacy of ‘Haolam Hazeh’ , ”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 vol. 57 , no. 4, 2007, pp. 719-738. [11] Thomas , G. , “ Witness As a Cultural Form of Communication: Historical Roots, Structural Dynamics And Current Appearances , ” in Frosh , P. , & Pinchevski , A. , eds. , Media Witnessing: Testimony in the Age of Mass Communication , Basingstoke : Palgrave MacMillan. 2009 , p. 98. [12]〔美〕保罗·康纳顿：《社会如何记忆》，纳日碧力戈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页。 [13] 高萍：《社会记忆理论研究综述》，《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3期。 [14] 周海燕、吴满有:《从记忆到遗忘——<解放日报>首个“典型报道”的新闻生产与社会记忆建构》，《江苏社会科学》2012年第3期。 [15] 席妍、罗建军：《社交媒体哀悼空间中的记忆书写与话语实践——基于@xiaolwl微博评论的分析》，《新闻界》2022年第2期。 [16]〔德〕哈拉尔德·韦尔策：《社会记忆：历史、回忆、传承》，季斌、王立君、白锡堃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0页。 [17] 邵鹏:《媒介记忆理论：人类一切记忆研究的核心与纽带》，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166-171页。 [18] 邵鹏：《新闻报道:诉说过去反映当下昭示未来的媒介记忆》，《当代传播》2016年第3期。 [19] Keightley , E. , & Schlesinger , P. , “ Digital Media – Social Memory: Remembering in Digitally Networked Times , ” Media, Culture & Society , vol. 36 , no. 6 , 2014 , pp. 745–747. [20] 刘振声：《社交媒体依赖与媒介需求研究——以大学生微博依赖为例》，《新闻大学》2013年第1期。 [21] 闫岩、张皖疆：《数字化记忆的双重书写——百度贴吧中“克拉玛依大火”的记忆结构之变迁》，《新闻与传播研究》2020年第5期。 [22] 黄钦：《系列反PX事件中网络抗争性话语的建构》，《新闻界》2016年第16期。 [23] Zelizer , B. , “ Journalists As Interpretive Communities , ” Critical Studies in Mass Communication , vol. 10 , no. 3 , 1993 . pp. 219–237.[24] 邵鹏：《新闻报道:诉说过去反映当下昭示未来的媒介记忆》，《当代传播》2016年第3期。[25] Schudson , M. , Watergate in American Memory: How We Remember, Forget, and Reconstruct the Past, New York: Basic Books , 1992 , pp. 36-37.[26]〔美〕约翰·W·桑特罗克：《心理学和我们》，吴思为、岳盈盈、赵敏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8年，第265页。[27] Casey , E. S. , “ Public Memory in Place and Time , ” in Phillips , K. R. , Browne , S. H. , Biesecker , B. , Zelizer , B. , & Morris , C. E. , eds. , Framing Public Memory , Tuscaloosa : The University of Alabama Press , 2004 , p. 25. [28] 侯光辉、王元地：《邻避危机何以愈演愈烈——一个整合性归因模型》，《公共管理学报》2014年第3期。 [29]〔美〕希拉·贾撒诺夫、杰拉尔·德马克尔、詹姆斯·彼得森、特雷弗·平奇: 《科学技术论手册》, 盛晓明、孟强、胡娟、陈蓉蓉译, 北京 :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 2004 年，第343-351页。 [30] 颜玉凡、叶南客：《认同与参与——城市居民的社区公共文化生活逻辑研究》，《社会学研究》2019年第2期。 [31] Steiner , L. , & Zelizer , B. , “ Competing Memories , ” Critical Studies in Mass Communication , vol. 12 , no.2 , 1995 , pp. 213-239. [32] Jansen , R. S. , “ Resurrection and Appropriation : Reputational Trajectories , Memory Work , and the Political Use of Historical Figures , ”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 vol. 112 , no.4, 2007, pp. 953–1007. [33] Zandberg , E. , “ The Right to Tell the (Right) Story , ” Media, Culture & Society , vol.32, no.1, 2010 , pp. 5–24. [34] Garde-Hansen , J. , “ Introduction ,” in Garde-Hanse , J. , Hoskins , A. , & Reading , A. , eds. , Save As ... Digital Memories , Basingstoke : Palgrave Macmillan , 2009 , p.11. [35] 廖卫民：《突发事件网络舆论议题的演化及价值沉淀——以屠呦呦获诺贝尔奖议题为例》，《当代传播》2016年第2期。[36] 李艳红：《以社会理性消解科技理性:大众传媒如何建构环境风险话语》，《新闻与传播研究》2012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