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出阳关”的士子，在诗歌创作豪放的西域精神与柔雅细腻的江南文化于一体

(作者为新疆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江南”和“西域”的地理范围在历史上频繁变化，但其背后的文化品格却相对稳定，成为地域多样性格局中经常被提及且极具代表性的两极。 西域与江南地域文化的碰撞是文学创作中非常有趣的现象。 这种现象在元代就已经出现了。 比如被誉为“元诗之冠”的萨杜拉，晚年旅居杭州等地。 他常喜写江南风光，是南北文风交融的典型。 到了清代，这种情况更加突出。 所不同的是，西域文人旅居江南的现象被逆转，大量江南文人旅居西域。 这些文人在为官之余，一方面写西域风光，另一方面表达对江南的向往。 这形成了独特的创作景观，影响了其他非江南文人的诗歌。 我们来讨论一下这个问题。

“西出阳关”的文人在诗歌创作中将西域粗犷豪放的精神与典雅细腻的江南文化融为一体，使清代西域诗歌焕然一新。 例如，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浙江嘉兴人庄兆奎（1726-1798）因事重大，被派镇守伊犁。 离开嘉峪关前，诗人感叹道：“忽至塞外数个驿站，鸟儿悲鸣断弱羽”（出嘉峪关二十首九）。 庄兆奎在塞外生活了八年，他的思乡之情、乡愁之情始终渗透在一系列江南写作中，如《永嘉》诗中的“我们约在雪天的早晨与别人一起吃饭”。 ，徐盖宇因病不能来，故问其“风雨谈晴夜”、“何须在浙江兴风作浪”之语。 在《闲云》诗中，他又望着云朵叹息道：“如何唱渔家，我们不是同处一水云。船泊码头做梦，峰峦高远采摘”。药香。” 诗人在回忆江南风光时，流露出对江南风光的欣赏。 对祖国的深深眷恋。 庄兆奎在复员期间晋升为伊犁富民同知，身份也从退休人员变为五品地方官员。 然而，身份的改变依然没有驱散他的思乡之情。 他在部门里专门开辟了一个房间来种花。 他把对江南的乡愁寄托在里面：“我拟浮汉朝，风直吹江湘”。 （“我在西溪种花建船库”）类似的表达方式在清代的西域诗中也能找到。 很常见。 例如，庄兆奎的好友陈廷学（1739-1803）有诗写道：“多听吟诵思考，求归雁离真，何须归泽国，见蓑衣人。” ” （《朱端寄诗五首》）陈廷学是江苏吴江人，原籍是盛世时期的宛平人，所以他在诗中自然而然地以“江南”作为他归乡的情感寄托。

浙江山阴（1768-1830）历史悠久。 当他来到西域时，看到了雪景，被景色所感动。 他说：“帐篷拆了，金怜塞封了。温玉鞭打，忆江南。江南，风吹过，人影在。”香蕉衬衫很薄。” ”（《四月二日大雪》）诗人看到塞外的雨，便作诗：“醉得不知远方。 落花时节我在江南。”（《致雨》）无论是雪景还是雨景，都不要错过江南。《杂诗八篇》朱福松（生卒年不详）写的《弋江》也充满了“江南倦客”的自怜：“听东方乐，明月半落，何处去”。春天我能找到知心朋友吗？ 江南子弟，关关老人唱昆山，泪流满面。”听到塞外熟悉的昆曲，勾起诗人“不断断事还乱理”的游历思绪，但现在他只能在江南的记忆中找到一丝心理安慰：“听歌就想打赌，两个丫鬟唱歌，在老江南酒楼里心碎。”（“诗人除了概括性的写作外，还从微观的角度编织江南思想，代表性的江南名事也频繁出现在他们的笔下。例如《西湖》，陈寅（1740） -1814）《那中风总镇公所开莲莲》：“六月西湖不必看，紫塞别样红。”黄俊（1779-1866）《小印上雪夜追江白石雪中六韵，寄金桥三哥、柬埔寨君亭山明福”：“晚年未曾梦想到西湖，却画了天山雪中狩猎图。”如《水螅栖》，陈廷学《祭灶日寿虚园四诗》云：“风土人情可美，而水螅与鲈鱼虽美，岂知沙漠中稻蟹之肥”。 借用张邯的《水盾鲈思》，他用水盾和鲈鱼来指代江南。 。 比如《六桥》，陈廷学的《陪方来清观晚春尤德园》：“想起家乡湖上的风景，六桥旁高车相望。” 钟广生（1876-？）《中秋》：“六桥明月，金闺梦，两地同辉。” 这些具体的物象成为诗人多样化表达江南情结的载体。

清代西域诗中江南情结的表达并不局限于江南文人。 例如，舒七少（1742-1821）在《听雪集》中就有很多涉及江南的诗：“西陵十年不归，水台细探山。今画图反思我的一生。”知识，数次歌梦江南。” （《冷香画梅四诗》之三）“十年梦中眠，莫名春恨萦绕扬州”。 （《状元谢舒梦婷献牡丹诗六首上》）“巫山跨碧水，二婢酒半醉。 今听不到歌声，心碎如约江南。”（《月夜听四古紫山游容弹词》第二）舒七少是任丘人，河北。他在伊犁生活时的诗中，所表达的思乡之情并没有直接指向故乡任丘，而是用江南二字代替，杨廷立（1747-1813）的诗中也表现出密不可分的江南情结： “东归必舞冠庆，西湖涤寒尘多美。”（《赠方来清观察》）“三春花鸟梦天南，八月霜霜”挡愁北国。”（《春怀》）“行怀化易感苍凉，忆江乡黄橘柚。”（《秋夜书怀·舒春林明复借》） 《赏菊》）舒淇少曾在《乾隆六十年》（1795年）任浙江长兴县令。 这段经历成为他喜欢在诗中写江南的原因之一。 对于生长在广西、长期担任台湾知县的杨廷立来说，诗中的江南风光也很容易把握。 值得注意的是，清代西域诗中的“江南情结”并非汉族知识分子所独有。 清代，随着不少少数民族作家到西域为官、出使、流放，到江南写作成为他们的群体选择。 例如，满族铁宝（1752-1825）有诗写道：“行至西山佳处，忆江南杏花时节。” （《春日》）“忽听城塞悲歌，晨风残月忆江南。” （《春日》）《车钟口战》第四部）朝歌歌是一首乐府武声歌名，又名朝农歌。 南朝时期江南民间就有产生。 描写了男女爱情受挫后的苦恼。 听到西域少数民族的情歌，铁宝受到启发，对江南乱局产生了遐想。 又如满族舒敏（1777-1803）的诗：“依稀记得江南路，水夷山处处飘香”。 （《梅花六诗·忆梅花》）“歌裙舞扇记扬州，色彩胜红符。” 我的头已经满了。 杏衫微风柔，红袖笑看龙舟。”（《端午诗四首》）从这些诗中可以看出，江南已成为人们共同的精神家园。各族文人墨客的心声，也是中国多元文化融合的生动诠释。

从历史现实来看，清代西域诗歌中的江南情结，源于大批生活在西域的江南文人。 魏沛瑾（1757-1808）《归英陈婆方伯京兆一苗神蒲太守金钟秋雅集子玄斋诗体及下韵二诗（上）》《五农相语于教人》末有自注” 句：“当时伊犁的前辈很多。 嘉庆年间，王廷锴（1745-1830？）也感叹“戍边江浙人多”（《丙寅新征二日招募院士小集》）。 石山在西域长大后，曾记载他和朋友们“在天涯海角欢聚，各操本乡口音，如在汤峪社”（《轮台杂记》） ）。 因为认识了很多山阴同胞，他甚至有一种回到家乡的错觉。 朱福松在塞外时经常与乡亲聚会，留下了“离故乡近而不近，但乐相见，笑口常开”的话。 （《老乡来访的感想》） 这都说明当时有很多江南人来到西域，江南文化也传入边疆地区，提高了边疆以外的文化素质。

另一方面，如前例所示，清代西域诗中常常用“江南情结”来含蓄地表达对故乡的思念。 这种说法是有其渊源的，可以追溯到文学史。 其根源直接指向于鑫的作品。 《江南哀歌》。 西域诗歌中的“江南情结”的思想内涵虽然缺乏《江南颂》所开创的政治内涵，但由于西域与江南相距万里的地理距离，这些诗歌具有更强烈的情感冲击力。 ，并且有独特的感人之处。 深刻性。 可见，无论是泛指还是具体代词，清代西域诗歌中的江南情结都具有强烈的隐喻性。 经过长期的历史积淀和文化传承，“江南”已经超越地域概念，升华为一个包含固定情感的文化符号和普遍意义上的文化符号。 正如周振和先生所说：“江南不仅是一个地域概念——这个概念随着人们地理知识的扩展而变化，而且还具有经济内涵——代表先进的经济地带，同时它也是一个文化概念——视角创造一个文化发展的范围。” （《解说江南》）从文化意义上来说，“江南”独特的风景和发达的经济文化，使江南成为文人心目中一幅亘古不变的精神地图，一幅关于梦想与美好的想象载体，一种具有温和的文化性格。 因此，江南具有“精神故乡”的文化承载，与历经边塞的诗人的地理感悟融为一体、交织在一起。 它抚慰了清代西域士人“一盏酒，万里归家”的忧伤和孤独。 这也构成了中国古代诗歌史上独一无二的特色。 景观。